编者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核心命题与战略任务。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何准确把握“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如何从当代中国实践与深厚历史传统中提炼具有原创性的标识性概念和理论范式，如何加快构建彰显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依然面临的任务。为进一步凝聚共识、探索前路，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再次组织圆桌笔谈，邀请相关领域的名家学者从理论阐释、路径探索、历史反思与学科建构等多重维度，共同探讨这一关乎中国学术未来与文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雷启立教授指出，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正经历深刻重构，在技术既带来效率亦引发焦虑的双重境遇下，必须推动育人范式与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向:从“知识传授”与“知识存量”的度量，转向“高阶思维与情感培育”以及“协同创新能力”的认证，以此在智能浪潮中捍卫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数智时代的知识生产及其可能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出版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4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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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启立

数智时代，技术与社会各领域的变革如此剧烈，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形态和方式也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切既激动人心又令人手足无措——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图像识别、垂类模型、开源社区……各种技术路线竞相突破。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到学术研究的创新应用，从半年到三个月，科技日新月异地持续迭代，且迭代周期不断缩短，让我们目不暇接。豆包、千问、Deepseek等各类智能平台，已逐渐嵌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似乎“有求必应”；而知识与文化的获取变得空前便捷，反而让教室里的人们不知为何而学。

雷启立著，《印刷现代性：晚清民初的技术转型和文学变革》

一

在学术研究领域，AI技术不仅为海量文献的搜罗与分析提供了便利，更借助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虚拟建模、跨学科方法融合提供了全新工具，推动科学探索向着更辽远广阔的宇宙空间拓展。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创造性焦虑”也在蔓延——与既定规则和程序比较起来，那些看似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的灵感更令人珍视。知识生产所带来的愉悦感却在技术的高效运转中悄然稀释，甚至学术发表的传统意义也面临消解。

知识生产的手段一旦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怎样评价这样的知识产品，如何评价又成为新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教书，从前多讨论“怎么教”，今天“教什么”才是更大的问题。在技术操作层面，教师需要去判断学生的作业中哪些是AI做的，哪些是学生真的理解与掌握了的。进而，教师是否可以使用AI去评判学生的作业也成为新问题。2024年，美国某著名大学的学生状告学校收取了学生高额的学费，却有教师用AI批改学生提交的作业，从而质疑高额学费下的教育品质。学术期刊同样面临辨识困境：如何判定哪些内容是AI生成的，哪些源于人类创作？在犹犹豫豫中，人机协同创作是否可以发表。这是一个莫衷一是的时刻，一切仿佛都处在混沌和变化之中。人工智能与社会场景融合范围之广、对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影响程度之深，让人们爱恨交织，却又无处可逃。

二

我们该如何阅读和面对这样的时代？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可能性何在？这或许是今天困扰每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每逢这样的转折时刻，人们就会感慨说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的是，1872年，李鸿章所言的“大变局”之所以“三千年未有”，是由于西方列强带着科学技术、工业机械与民族国家之理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扑过来，与过往所经历的中原逐鹿、改朝换代大不一样。但老话还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中华文明绵延发展，正是在一次次应对“新”与“变”中历久弥新。历史启迪未来，我们不妨拉开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传播史和出版史告诉我们，新技术、新媒介之“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每个时代皆有其独有的“新”，并由此催生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与新的文化政治。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简略地梳理过这样的历史进程：文字的书写对于结绳记事是新的；雕版印刷相对于竹简刻写是新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相较于手抄和雕版印刷是新的。16世纪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印刷资本主义逐次展开，让手抄书走进博物馆。与此同时，经历了近千年的漫长的中世纪教士和僧侣的手抄书写的生产方式逐渐走进历史，典雅而具有美感的书写也跟着走进了历史。这显然让一切书写耽美者悲痛不已。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铅字印刷出版模式的兴起。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中，通过重塑庞库克和狄德罗两种《百科全书》的编辑、印制、传播的场景，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不同技术、工程路线，让我们看到了新旧思想、传统势力和制度相互碰撞、谈判、妥协、此消彼长——过程具体而微，却极具启发。手写的艺术终究让位于印刷的速度与规模。17世纪初，最早的期刊在荷兰和德国诞生。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期刊所带来的冲击与新奇，或许不亚于今天的抖音和小红书。在一种工艺技术和建基于此的社会运作机制、制度向另外一种技术和制度转化的过程当中，断裂与替代是需要特别重视的。鲜有人去追问，那些成千上万从事抄写工作的教士和僧侣上哪去了，就像电光时代没有人去关心那些印刷时代的铅字工人到哪里去了一样。“浪花淘尽英雄”，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制度以及由此而生的社会认同和相关见解，就这样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更迭中悄然重塑。

罗伯特·达恩顿著，《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

技术的进步似乎总是领先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由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整个社会印刷能力得以大规模提升（包括雕版印刷）。1759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当时蓬勃发展的报刊提出尖锐批评：出版物数量与日俱增，真正的知识却未见增长。晨报的故事在晚报重复出现，晚报的内容又被次日的晨报抄录一遍。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情形与今天的状况相若，内容的增长不及传播生产技术的发展快，但人们关注的重心会有些微变化。19世纪70年代，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开设点石斋书局。据姚公鹤《上海闲话》记载，点石斋第一获利之书是印行《康熙字典》，采用双面缩印技术，较之以往雕版印刷的42大册，显然是小而轻便许多，迅速激发巨大市场需求，第一批印4万部，第二批续印6万部，均数月而售罄。石印技术由此而兴，并催生了大量图文书的出版。在具备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条件以后，铅活字印刷技术很快就表现出摧枯拉朽的传播力量。走笔至此，正好刷到一个小视频：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上，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郭毅可教授大胆预测：人类表达知识的方式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不出五年，出版或将不复存在，机器或将取代人类书写。人们将会用另外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知识。

显然，在一个时代转换的过程中，各种技术和条件会相互影响，很难说何为因何为果。不同媒介所传播的不仅是它的内容，更有媒介自身的偏向。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会带来思维、文明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是由此带来我们身体机能和社会组织形态的改变。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本质还需要有一个重新凝聚的过程。书刊生产技术一旦变化，知识生产、接受和传播的场域和方式也很快会发生变化。1902年，清政府颁布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系统（即“壬寅学制”），约定“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不立年限”。1910年，又颁布《改良私塾章程》推动部分私塾向新式小学转型。为之后如鲁迅那样“走异路，逃异地”，到入新式学堂去学习“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而准备了条件。没有人追问历史上那些传道授业解惑的塾师们都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们清楚，教育的方式、场域和形态乃至学制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三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正在“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挑战我们熟悉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带来无限机遇和可能。它提醒我们，与其缝缝补补拽着我们业已熟悉的知识结构和组织形态不放手，不如退而结网去探寻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2026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发布了全球首个“AI一作”大型社会实验成果。研究认为，在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范式将从“知识传授”转向“高阶思维与情感培育”，我们熟悉的文凭教育制度也将改革，从“知识存量凭证”转向“协同创新能力认证”。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进一步地，人类自身的惰性和聪明才智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在倒逼我们重新思考人机协作进行知识生产的边界。在这样的大框架里，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还有多少创新有待我们穷尽？大数据与人机协同背景下，知识产权该如何认定？在大数据和量化监控下，人类仿佛无所逃避，算法的偏见和侵犯又如何规避？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是人本主义者，但我们需要去追问人之为人的根本以及技术进步的终极目的：当具身智能大范围取代人类劳动时，芸芸众生的工作机会又在哪里？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又何在？回答好这些问题，找到走出混沌的路径，我们就能真正面对这样的时代。

四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我们正经历的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知识生态的重塑。扎根大地，认真梳理和直面这些变化，是我们对于这个时代之问的应有态度。回望印刷术取代手抄书的漫长历程，每一次媒介的“断裂”都伴随着阵痛，也最终催生了更丰富的文明景观。面对AI带来的深刻变局，被动适应或简单抗拒皆非上策。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自觉、清醒而主动的文化共建。

丹尼斯·伊·特南著，《机器如何学会写作：给人工智能的文学理论》

这显然不容易。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非常注重文化之间的相互生成。在他看来，文化的生产仰赖于五个主要过程，即表征—认同—生产—消费—规则。这五者之间是相互生产、环环相扣的，“循环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相连并在下一环节中重现……各个环节以一种复杂而偶然的方式不断地相互重叠和相互缠绕”。这既是文化理论，更是一种思想方法。文化的生产不是某个单一向度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多主体的协同行动：于研究者而言，是在拥抱新工具时，更坚定地守护思想的原创性与人的批判精神，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范式；于教育者而言，是从“传授已知”转向“探索未知”，将教学重心从知识传递迁移至思维淬炼、价值塑造与情感联结；于制度设计者而言，是敢于重构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从衡量“知识存量”转向激励“创新动能”，并为可能被技术浪潮冲击的群体铺设转型之桥；于技术开发者而言，则是在追求效率与智能的同时，将公平、透明与向善的伦理价值嵌入技术设计的底层。

变革时代的未来并非既定，而是由我们的选择所塑造。在算法与数据日益强大的时代，人类独有的同理心、历史纵深感、对意义的追寻以及面对不确定性的道德勇气，将显得愈发珍贵。让我们共同致力于构建这样一个未来：技术赋能而非剥夺人的主体性，知识传播更普惠而非更割裂，最终在数智赋能的浪潮中实现人的更大解放与更全面发展。这或许正是我们穿越当下混沌、回应“知识何为”以及“为何而学”这一时代之问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