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方朔风

　　最近张雪机车比赛夺冠掀起了全民讨论，昨天看到一篇热门文章，作者说自己的博导就是搞摩托发动机的，文章反思为什么博导在高校里项目做得非常优秀漂亮，但就是搞不出来张雪机车这类产品。

　　不得不说，比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老中直到今天还是有更为浓厚的反思文化，就算是成功了也经常在反思。当然正确的反思不是坏事，这篇文中提到的科研系统评价和转化问题，不少确实是老生常谈的现象，过了很多年依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甚至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像国内科研盲目重视论文，产学研对接有问题，确实是相当严重的长期积弊。不过拿张雪机车当例子来说这些问题其实并不合适。那篇文章的作者意识到存在某种问题，但并没有把问题从合适准确的角度表述出来。

　　首先最基本的，无论是摩托车还是汽车，发动机虽然都是最核心的部件，但没有整体框架配合也无法发挥最大优势。张雪机车能夺冠，也是整套系统都整合得好。假如教授只专精发动机，大概率是做不好一辆高性能摩托车的。

　　而且，张雪机车在性能型摩托车这个赛道一鸣惊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不假，但客观来说这个赛道在摩托车领域还是一个小众细分赛道。就像张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的，禁止新手买他家的车，因为操控难度大，不适合一般人玩，只适合老手。高性能摩托车也不是光在我国小众，就像日本也不是人均开铃木隼，美国也不是人均开哈雷。尤其在机动车动力转型的当下，高校或者资本和市场没有大力投入这个赛道，事后可以说没眼光，但不以事后而言的话也没有过多可指责的。

　　这就像是半导体设备国产化遇到的各种挑战一样，有一部分确实是技术难度很大，有一部分则是技术上难度不大，但是工程需要反复优化才能做好，由于市场因为十分有限，所以多数人平时不愿意做，得美国技术封锁这种外力条件催化下，才有动力不计成本的投入。张雪机车的情况更类似后面那种情况。

　　同样的，我们要肯定，像张雪机车这类突破的意义不能单以市场规模而论，中国确实需要出现更多这种具有真正匠人精神的产品。过去几十年，关于日本工匠精神的讨论一直是中文舆论圈的焦点之一。随着中国制造的发展，我们逐渐对这个概念与日本制造本身祛魅，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意识到，中国制造不能只以便宜作为竞争力，不能光瞄准基础市场，类似张雪机车这样的产品对提高中国文化影响力，提高劳动者待遇都是很重要的。

　　只是还是要明确产品定位，尤其对媒体来说，应该找准对这个突破的意义的把握和宣传的方向。性能型机车不适合盲目扩圈，就像新能源导致家用车普遍进入大马力时代后，出现的不少问题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在赞扬张雪成功的同时，并不适合以此标准对中国整个的摩托车市场一概而论。

　　舆论大众喜欢从产学研的角度对科研体系提出批评是好事，但就事论事，就开头提到的那篇爆款文章而言，指出的问题是跑偏的。

　　实际上纵观全球汽车和摩托车企业我们会发现，学院派出身的创业者并不多，工程师出身的更多。这是切入当前全球产学研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首先，不同行业创业的人员学院派比例差异很大。比如说在生物医药领域，学院派创业者比例很高，因为一个教授在实验室里只要找到一个可用的通路或者是分子，它就有十亿美元级别甚至是更高的价值，只要有人投资，一个公司就有可能建立起来。

　　但造车不是这样，拼凑出来一辆车不难。但是想要在工程学上做好一辆车，那就需要反复的磨合，还要进行多领域之间的整合。这可不是在实验室就能做出来的，所以像这类领域的突破性工作，张雪这样的极致爱好者，显然是远比大学教授更适合来完成。毕竟不同行业间的发展规律不一样。

　　问题是，从工程学上做出一款好产品到离市场成功还隔着很远。上文说生物医药领域学院派创业很多，但是这些公司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大多数都不理想，破产是常见的情况，比较好的结局是被大公司收购，真正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药企的并不多。

　　这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生物医药研发成功率本来就低，比如说大型药企在当下的市场有可怕的垄断力。这些说法都对，但也都不全面。说到底，从实验室找到一个分子，和把一个分子做成能在市场上大规模出售的药物，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学院派出身的教授专家们，对实验室之外的事情都不怎么擅长。看看今天美国跟政治和金融深度绑定的药企巨头们就能明白，牵涉到实验室之外的东西远比实验室多太多了。

　　二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的大学开始了普遍扩招，到了90年代，我国大学也开始了普遍扩招。这样的举措带来的影响是复杂和深远的，除了大学生入学人数增加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外，大学科研机构分工也愈发细化。

　　分工细化可以说是社会发展复杂度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大学的特点，这种细化使得很多科研人员只专精极小的一个领域，成为了象牙塔中的学者。这本应该是一个中性，或者说中性偏积极的事情，象牙塔也没什么不好，很多科研本就不是那么有应用性的。基础和应用各司其职，科学技术才能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当代学术的贫富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少数突破性成果越来越集中在科研资源最多的院所和大学，其他的机构所谓的科研，很多时候成了一种符号上的空转。

　　笔者将这个问题看成当代科研系统的一种整体存在性危机，也就是当代科研为什么要存在？对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为什么要花钱养这么多脱产的象牙塔学者？

　　这是个相当严肃，且不能回避的问题。科研评价体系也罢，产学研结合难题也罢，都不过是这个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罢了。这也不是某个国家独有的问题，无论是按照论文决定岗位，还是申请各种科学基金，中国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实际上都是在模仿欧美的科研制度。

　　目前这种学术上的贫富分化的加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快。还记得特朗普第二任期刚上台时大砍科研经费的事吗？最近新的预算案又重点强调了一遍。黑色幽默的是，虽然美国科研经费要大遭殃了，但以特朗普乱花钱的效率，砍科研经费根本省不下来多少钱，比如这阵美伊冲突花费有多大我们已经看到了。

　　之所以砍科研经费，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科研领域在美国属于比较好欺负的，砍预算难度比较低，除了和部分议员利益关联密切的项目，砍起来都很容易；另一个原因是在特朗普支持者眼里，很多科学项目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会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这种想法自然是荒谬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想法依然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很多科研的所谓成果，在市场经济模式的衡量下，能带来的直接社会收益确实有限，甚至接近于0，这就是科研系统存在主义危机的一种体现。

　　面对特朗普砍科学预算，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宣传口径一直是，这都是特朗普和一小撮极右翼份子的破坏，科研系统整体来说还是好的。可是说到底，这种宣传不过是一种低水平自欺欺人。

　　去年特朗普砍了大学预算之后，很多欧洲国家都宣布要引进美国人才，但是一年过去了，欧洲这招的效果并不理想。一来是因为欧洲当下的科研能力和环境有局限性，虽然欧洲仍有相当相当多顶级的科研项目，但是从科研整体角度来说，缺陷就很明显了；第二个就是，供养脱产科学人才需要很多钱，欧洲国家现在的财政情况显然普遍不太好。

　　是的，反对科学投入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反智阴谋论，预算问题是更加现实和冰冷的理由。实际上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这几年都因为财政问题明显缩减了科学领域的投资，中国的情况暂时还好，但是未来恐怕也要大范围面对这方面的问题。说到底，供养象牙塔学者是需要很多钱的，在全球范围都面临经济问题的今天，科研的存在主义危机越来越明显也是在所难免。

　　而当代资本市场，对于学院派科研机构的看法也越来越疏离。典型的例子就是人工智能，美国的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是很看不起这些搞理论研究的大学的，甚至有相关创始人吐槽说这些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今天都没什么用了。客观来说，当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学院派也确实很少见。

　　真的是这些大学做不出来什么东西吗？当然不是如此，很多关于大语言模型的优化方法的原型与理论，都是这些大学做出来的。但是应用的不多，不是说市场看不起大学成果，而是一个在数学上能优化大模型的方案，在小模型上可能适用，在商业级大模型上可能会面对种种复杂的问题。

　　考虑到商业级大模型的尺寸，最大可能已经达到了十万亿参数这个级别，一次试错可能就要数千万美元或是更多的成本，大学出不起这个钱，企业对此恐怕也没多少兴趣。与其说这是硅谷鄙视链，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下的学术体系已经走到了尽头。

　　想要提高大学科研点子的转化率固然是一个美好愿望，只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当下的客观环境中，无论什么样的科研制度，大多数科研转化为产品的过程都很难成功。这不是什么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创业必然很艰难，你让张雪再来一次，他恐怕也不敢保证自己能成功，更别提大学教授了。

　　其次，把一个好的创意转化为产品，往往需要更多的成本，科研转化固然听起来很好，但是谁来付钱呢？市场能容纳的好点子本来也就没有那么多。那么该怎么办？是按照市场经济精神，把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优化掉吗？这对社会会有什么影响？对这些科研工作者又有什么影响呢？

　　一部分科研工作者，并不是因为擅长科研而选择了科研，是因为不擅长在社会里工作才选择了科研，不论是出于未来考量还是社会稳定，一个正常的政府不到没别的方法都很难直接放弃。

　　同时，长期待在象牙塔里边，人的心态和思维模式是会改变的，而这种改变往往与资本希望的模式背道而驰。这也注定了，学院派专家并不擅长转化成果。但是如果让学院派专家保持商业心态，那大学的科研系统恐怕也运行不下去了。

　　这种资本主义晚期的现实下，我们自然会在科研系统里看到越来越多的符号空转问题。最近几年争议很多的所谓“文科无用论”也是来源于此。笔者不赞同文科无用的理念，但是当代文科的符号空转程度尤其严重，也是不可回避的全球性问题。很多所谓的大师除了会玩弄文字游戏之外，似乎什么都不会。尤其是在大语言模型冲击的当下，虽然AI远远没有到无所不能的地步，但是模仿符号空转游戏已经很容易，文科的存在主义危机自然加速更快了。

　　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个现实，那就是科学研究同样需要面对边际效应带来的收益递减。很多领域的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取殆尽，就算投入提高，实际的科研产出也有可能减少，现实之中的科研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但是当代社会的发展又和科技进步紧紧关联，这个问题自然也会加剧符号空转。

　　但问题从来不限于文科，人工智能批量制造劣质论文的现象在理工科领域也越来越常见，反正大多数论文都是为了刷存在，没有人会细读的，那么AI论文就会更加大行其道，谁也逃不掉。陷入这种困境的理工科，自然也难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寻找国际上的经验不是坏事，即使今天中国很多领域已经做得很好了，也不至于说完全就没有能从其他地方学习的了。但是在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时候，还高喊着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和国际接轨，显然只有反作用了。

　　舆论因为张雪机车联想到科研体系的问题，是因为虽然大众不太了解科学哲学那套东西，但也能感受到科学界和现实问题的疏远，这一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也要警惕，只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反而会越加重真正的症结。

　　而对于科学界真正该思考的是，自己的各种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有多大意义，是不是简单对于西方理论的复读？是不是研究永远离不开论文本身？是不是直面了中国的各种问题与挑战？说这些首先也不是说要求学界当下马上就完成转型产生成果，而是首先摆正位置和态度，能真诚的让大众感受到研究体系是真正为了社会长远而存在，不应以资本和市场利益来衡量的。而不是仍然保持那副高高在上，教化众生又想名利双收的姿态。需知象牙塔就算再怎么高，如果脱离了社会的地基，一阵微风就能让高塔倒塌。

　　最起码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社会对科学的尊重程度普遍比较高，而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也使得无论是张雪还是大学教授，都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自己的想法。但产业链优势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依然需要面对当代科研体系的存在性危机。

　　最后不带情绪的说，所谓的当代科研体系，说长一点也就是60年代过去之后才建立的，说短一点则是一个后冷战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下的产物，并不是什么历史的终结。从来没有什么永恒之物，在当代整个世界体系都面临危机的当下，科研体系被动摇也就没什么奇怪了。或许，在未来新的世界体系建成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科研体系，希望它会比现在的这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