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年来，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持续发展壮大，对巴基斯坦国内安全环境以及中国在巴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公开资料，深入探讨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及运作模式，揭示其与跨境走私网络、“叛乱经济”、基层治理困局以及外部势力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主要依靠跨境石油与毒品走私、有组织暴力劫掠以及外部资金输送等四大资金来源维持运转。由于巴基斯坦在边境管控方面治理能力欠缺且邻国缺乏配合、巴基斯坦政府治理俾路支省分离主义的手段比较单一、外部势力阻挠等原因，巴基斯坦在打击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资金来源方面面临困境。要解决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问题，巴基斯坦政府需要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策略，并通过强化技术手段，以及通过双边及多边外交渠道加强国际合作等途径来解决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问题。
关键词：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 资金来源 海外利益保护 反恐融资
图源：网络
2026年1月底，俾路支解放武装（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BLA）下属武装派别采取协同行动，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十多处学校、银行、市场和军事设施同时发动袭击，共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36名平民及22名安全和执法人员丧生。这是俾路支解放武装迄今为止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行动之一。近年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持续动荡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分离主义武装频繁发动袭击，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及巴基斯坦领土完整。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活动已从传统的分离主义活动演变为具备分离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双重特征的持续性威胁。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分子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挑战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权威，从政治意义上说已经发展到谋求割据的阶段。2025年5月7~10日印巴军事冲突后，俾路支解放武装与流亡海外的俾路支分离运动领导人米尔・阿里・俾路支（Mir Ali Baloch）等于5月15日企图内外勾结，策动俾路支省独立建国。
当前，国内尚未有针对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资金来源的研究。现有关于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的研究按研究议题可分为起源与历史演变研究、现状与特征分析研究以及治理与策略研究。在起源与历史演变研究方面，郭雷庆和周晓芳通过历史视角对俾路支民族分离主义问题的产生和治理路径开展了研究；张元在《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一书中对俾路支分离主义进行了全景式论述。在现状与特征分析研究方面，臧建国对俾路支分离势力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研究，以寻求建立现实有效的反恐安全风险防控体系；闫伟和于开明认为，当前俾路支分离运动在持续衰退多年后再度反弹，并在恐袭策略、活动空间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特征。在治理与策略研究方面，亢升和朱王翘楚对俾路支解放武装恐怖主义袭击的新动向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中国参与俾路支问题治理的策略。
国际上针对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财源的研究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学者，但既有成果对分离主义武装财源的研究聚焦不足，缺乏单独针对财源议题的研究。例如，谢赫・古兰・吉拉尼（Sheikh Ghulam Jilani）等人的文章以讨论俾路支省的叛乱与反叛乱为主题，文中有一部分提及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通过阿富汗获得资金和武器以及靠走私抢劫行为自筹资金；穆罕默德・瓦卡尔（Muhammad Waqar）等人的文章讨论了外部势力对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的各类支持，但资金来源分析（文中主要指来自印度和阿富汗的资金支持）仅占文章总体篇幅的一小部分；扎曼（Nadeem Uz Zaman）等人的文章对俾路支地区陷入贫穷-叛乱恶性循环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简要介绍了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走私敲诈的资金获取方式。整体来看，国内针对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财源研究存在较大空白，国外则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
分离主义活动的长期组织化运作离不开稳定资金的支持，资金来源网络不仅是分离主义武装维持存在的基础，更是其扩大暴力输出、渗透社会影响的核心要素。大卫・加吕拉（David Galula）等学者在《反叛乱战争》（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中指出，“民众是叛乱者争夺的‘新战场’”。“控制的目的在于切断或显著减少民众与叛乱者的各种联系（包括情报、物资、财政联系等）。”在打击叛乱和反对恐怖主义的长期过程中，西方战略界提出“饿死野兽”（Starving the Beast）的反恐理论，认为通过切断资金来源可以有效削弱恐怖组织的能力。即使无法完全消灭恐怖组织，也可以通过金融制裁和反洗钱措施大幅提高其运作成本，迫使其采用更加昂贵和危险的融资方式。其核心逻辑呼应《孙子兵法》关于“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的古老智慧。因此，讨论俾路支解放武装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渠道、尝试打击叛乱的经济根源，对改善当前俾路支地区的安全局势、保障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环境安全和维护我国在巴利益有重大意义。
本文主要采用开源情报（OSINT）对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他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近年来资金来源情况进行研究。对于本项研究而言，开源情报分析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一是因为俾路支地区有较为发达的本地网络媒体，当地记者已对涉及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经济行为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实地调查，并形成了大量公开的网络新闻报道；二是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通过三军公共关系部（ISPR）等媒体公关部门针对俾路支省的反叛乱行动实行了较为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三是俾路支解放武装等分离主义武装自身也建立了以“电报（Telegram）群组发布-亲分离主义媒体转发”为核心的新闻发布机制，时常有意无意地透露该组织的经济活动模式。
一、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近期发展趋势
俾路支省活跃着多个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其主要活动地区在俾路支省中部、南部和西南部，活动范围已超出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包括俾路支解放武装、俾路支解放阵线（Balochistan Liberation Front，BLF）、俾路支共和军（Baloch Republican Army，BRA）等。俾路支解放武装是其中规模最大、活动最频繁的组织，其中坚力量由马里（Marri）、布格提（Bugti）等部落武装构成。该组织下设多个作战单位，其中马吉德旅（Majeed Brigade）专门负责对外国目标的袭击行动。近年来，俾路支解放武装不断完善组织架构，建立了包括军事指挥、情报收集、宣传动员等在内的完整体系。该组织所属特种战术行动小队（Special Tactical Operation Squad）于2018年10月21日首次公开，通常以高价值人员或战略基础设施为目标，主要成员皆经过系统性军事训练，可以在城市环境和山区执行特种作战。2025年以来，俾路支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袭击活动开始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袭击事件同时呈现出数量和规模两个维度的恶化。首先从数量上看，2019年以来俾路支省袭击事件总数与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均维持每年30%左右的稳定增长。2024年，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发动的导致平民和军警死亡的事件达到250起，较2023年的169起增加33%，为2021年发动111起的1.44倍。2024年的袭击共造成273名巴基斯坦平民以及186名巴基斯坦军警遇难，较2023年环比大幅增长40%。2025年，分离主义武装发动的袭击达482起，造成总数超1000人的平民军警死亡，死亡人数较2024年翻了一番，甚至远超2007年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全盛时期的伤亡人数。其次从规模上看，2025年出现了若干次由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发动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包括2025年1月的泽赫里镇（Zehri）袭击、3月的贾法尔快线火车（Jaffar Express）劫持以及3月的诺什基（Nushki）公路袭击。上述袭击都具有单次人员伤亡远超以往、预谋准备极为充分的新特点。例如，贾法尔快线劫持事件为俾路支解放武装首次劫持整列列车的尝试，其通过预先埋设炸药、规划伏击地点等手段进行了前期周密准备，劫持了400多名乘客，并在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发起解救行动前造成至少58名人质丧生，还利用夜色成功撤走了实施劫持的主力武装。此类行动准备周密、性质恶劣，在2025年之前极为罕见。
二是组织发展策略从农村转向城市，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去部落”化特征。与历史上由部落酋长领导、以偏远农村为根基的分离主义武装不同，当前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已逐渐演化为由城市中产阶级领导、具有现代组织形态的分离主义武装运动。这种变化体现在领导核心与一线人员两个层面。从领导核心来看，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学者的一篇论文认为，当前分离主义武装的指挥层已从原先布格提、马里、门加尔（Mangocher）等部落的长老更迭为以俾路支解放武装高层巴希尔・泽布（Bashir Zeb）、俾路支解放阵线高层阿拉・纳扎尔（Allah Nazar）等为代表的精通现代社交媒体的“受过教育的普通中产阶级”领导人，已经打破传统的部落界限。从一线人员来看，新领导层致力于将叛乱“城市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高学历人士被系统地吸纳为自杀式袭击者。例如2022年4月，俾路支解放武装下属分支马吉德旅女性成员莎莉・俾路支（Shari Baloch）对巴基斯坦卡拉奇孔子学院的通勤车辆发动自杀炸弹式袭击，造成三名中国公民遇难。莎莉・俾路支时年30岁，任中学科学教师，拥有阿拉马・伊克巴尔开放大学的教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俾路支大学的动物学硕士学位。莎莉・俾路支是迄今为止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中学历最高的自杀式袭击者之一，标志着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对巴基斯坦城市中产阶级的渗透和招募取得成效，逐渐从原先的以征募农村部落地区人员为主转向征募城市中产受教育人员为主。俾路支解放武装已多次实施有高学历人员参与的自杀式袭击。指挥层和基层的人员结构变动一致反映了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正在利用“跨部落的俾路支民族主义”来推行一种开发新渠道人力资源、扩大社会基础的新型战略。
三是安全形势的恶化呈现外溢效应。2024年以来，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分离主义武装在俾路支省外加强了针对中国公民和中国援建设施的针对性袭击。2024年10月6日，中资企业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的车队在信德省的真纳国际机场附近遇袭，造成中国公民两死一伤，俾路支解放武装宣布对此负责。近年来，俾路支解放武装利用意识形态、地域优势和局势变化，与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eek-i-Taliban Pakistan，TTP）、真主军（Jundullah）、俾路支联合军（United Baloch Army，UBA）等组织进行勾连，并取得一定成果。2025年3月3日，俾路支解放武装牵头，组织由俾路支解放武装和俾路支解放阵线等若干个主要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组成的俾路支人民解放联盟（Baloch Raji Aajoi Sanga，BRAS）威胁对中巴经济走廊设施展开更大规模的针对性袭击。
当前，巴基斯坦政府受限于财政困境以及安全部队训练不足，未能有效遏制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扩张与发展，中国在俾路支省及巴基斯坦其他地区的利益面临严峻安全威胁。
二、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主要资金来源
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首的分离主义武装已经构建了一套完善的资金来源渠道，并根据地区态势不断完善现有收入渠道，同时开辟新的敛财途径。当前俾路支解放武装等武装主要的资金来源分为石油和毒品走私、大规模劫掠和外部资助四个方面。在其资金来源中，石油走私占比最大，本研究推测约占分离主义武装资金来源三分之二以上，毒品走私与外部资助位列其次，大规模有组织劫掠当前占比最小，但随着俾路支省与邻国接壤地区巴方一侧的安全环境恶化，大规模有组织劫掠带来的收入占比或将超过毒品收入和外部资助。除此之外，由于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去部落化”持续推进以及在招募受高等教育人员方面进展显著，其可能会发展出一些诸如加密货币等技术水平更高、手法更加隐蔽的资金来源渠道。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结构虽然与巴基斯坦邻国密切相关，但受境外情报机构或半官方机构的影响较小，主要还是滋生于邻国与巴基斯坦国内自发的民间走私经济活动。
（一）
石油走私
俾路支省的石油走私问题由来已久。石油出口是伊朗的外汇支柱产业，2022年伊朗石油出口收入占该国出口的75%。自2018年11月美国实施对伊朗的第三轮经济制裁后，伊朗石油出口再次受到打击，导致伊朗石油走私规模扩大，巴基斯坦成为伊朗走私石油的主要买家之一。根据巴基斯坦情报部门披露的数据，2023年伊朗对巴基斯坦的石油走私量达到约20.8亿升，约占巴基斯坦年度石油消费的17%。尽管走私石油的分销渠道是全国性的，但常用越境通道仅有两个，主要通过俾路支省的拉克尚（Rakhshan）地区与本杰古尔（Panjgur）地区流向内地。走私的通道包括陆路和海路，而鉴于俾路支解放武装等分离主义武装控制了俾路支省边境地区相当一部分的交通线，其也通过直接参与石油走私赚取利润。根据开源情报研判，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分离主义武装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拉杰-奎达（Raje-Quetta）路线、焦达尔（Jodar）路线、奇蒂（Chidgi）路线、阿卜多伊（Abdoi）路线和瓜德尔海上路线共五条走私线。
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首的分离主义武装主要通过控制边境通道，当前以自营或收取保护费的方式参与石油走私活动。一方面，俾路支解放武装利用当地其他走私者与巴基斯坦边防部队的矛盾设立回避官方口岸的走私通道，并派遣武装人员在走私路线的非国家高速公路段向走私者索要保护费。由于巴基斯坦及伊朗一方的边防部队经常以收取贿赂的形式骚扰甚至是射击走私者，故对走私者而言，相较于公路来说，不设防、不设卡的土路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这导致许多走私者更乐于交保护费通过有分离主义武装“庇护”的走私通道，这为充当“走私保护人”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并使其与当地的走私团体形成长期稳定的利益绑定，增加了巴基斯坦中央和地方军警部门的打击难度。
另一方面，俾路支解放武装拥有短暂控制国家高速公路的能力。例如2024年8月26日，俾路支解放武装在俾路支全省发动了代号为“赫罗夫”（Herof）的大规模袭击，短暂控制了包括N40公路以及连通阿卜多伊过境点的主要公路在内的八条公路，为大规模走私石油创造便利，同时打击拒绝向分离主义武装缴纳保护费的过境商人。此外，分离主义武装还频繁主动出击，对俾路支省境内的石油生产及运输设施展开袭击，扰乱生产秩序，迫使当地石化企业减产，人为加大了该省石油供不应求的问题，以军事手段为走私石油间接增加销路。通过上述多项行动，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逐渐围绕当地走私活动建立起了一条“灰色产业链”，从石油走私的诸多中间环节中获得了可观的间接收入。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2024年年初，尽管巴基斯坦官方定价的原油出库价格已经回升至每升186卢比，但伴随安全环境恶化和各项“打点”费用的增加，2024年每升走私石油的利润已不足2019年的40卢比。2023年，俾路支省所有过境点巅峰时期每日走私的石油总量可能达到1010万升，按当年俾路支实际油价推算，走私金额达到约18亿卢比（约合648万美元），日均利润接近3亿卢比（约合108万美元）。2024年巴基斯坦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加强打击走私及反叛乱，当年石油走私总量维持在2023年的80%。本研究根据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他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控制的走私路线数量（9条主要路线中的5条）保守推测，当前分离主义武装每日从石油走私中获得的利润在30万～40万美元左右。
（二）
毒品走私
除石油走私以外，毒品走私也是俾路支解放武装等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资金来源的重要一环。石油走私是进口型收入，而毒品走私则是“转口+内销”的混合型收入。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通过产业链垂直整合策略，深度介入了俾路支地区毒品经济的生产制造与物流运输环节，形成贩运为主、生产为辅，兼具跨境转口贸易与本土分销渠道的复合盈利模式。
俾路支省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的“金新月”地带。由于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争，“金新月”地带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新兴毒品产区，罂粟种植面积约6万公顷：其中伊朗约3万公顷，阿富汗2万公顷，巴基斯坦5000多公顷。到21世纪初，巴基斯坦已在大片国土根除罂粟种植，但俾路支省北部和开伯尔-普什图赫瓦省西部临近巴阿边境的地区仍有残存。毒品贸易重心在阿富汗，通过陆地和海洋网络运往欧美、非洲以及亚洲的毒品消费市场。近二十年来，阿富汗的毒品治理因政权更迭导致治理效果时好时坏。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展开大规模打击行动，将毒品产量降至185吨；卡尔扎伊为首的临时政府上台后，农村禁毒不力，毒品产量回升至3400吨。此后，卡尔扎伊执政时期阿富汗在国际援助下建立缉毒机构、通过禁毒法案并获得了来自美国的替代经济作物种植扶持，但由于卡尔扎伊政府的内部腐败及对农村地区控制孱弱，导致了直至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夺阿富汗政权前禁毒进展都相当有限。阿富汗塔利班执政后再次颁布禁令，2023年阿富汗鸦片产量为333吨，同前一年相比锐减95%，但农民缺乏替代生计，毒品生产转向地下，未彻底根除。这导致大量毒品流入俾路支省。俾路支省是“金新月”毒品贸易关键节点，与阿富汗和伊朗的漫长边界以及阿拉伯海岸线提供了众多走私出入境点，形成非正规经济核心。联合国毒品犯罪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全球阿富汗鸦片贸易》报告显示，9条经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的贩毒路线中有6条穿越俾路支省，向西达伊朗，向南至阿拉伯海海岸，通过海路转运至全球毒品消费市场。
部分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深度参与毒品贸易，不仅为毒品走私提供武装保护，还直接参与毒品运输和销售。以2024年年初巴基斯坦警方开展的一次全国性缉毒行动为例，俾路支省的海洛因缉获量占该次行动全国总缉获量的约85.7%，反映了该省毒品贸易的规模。早在2013年俾路支省的鸦片类药物服用者比例就已经达到了省内总人口的1.6%，并且在此基础上该省每年还保持1.5万人以上（以青少年居多）的新增毒品成瘾者增量，这为毒品的本地化种植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本地需求。当前俾路支省内直接从事跨境毒品贩运的武装主要是以真主军为代表的以俾路支省为根据地但专注于在伊朗境内活动的兼具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特征的武装团体。有关报道指出，此类组织与俾路支省的毒品走私者联系密切，主要通过保护、包庇等行为间接参与毒品贩运，少数直接从事毒品跨境走私活动。而俾路支解放武装这类本地性更强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则主要通过征收“过境税”（Transit Taxes）的方式从中获利。
除了扮演毒品产业链中的“承运人”和“经销商”角色外，部分分离主义武装还参与了俾路支省内的毒品本地化生产。2024年11月，俾路支省政府首次声明要重点加强打击部分边境地区的罂粟种植行为，暗示由于阿富汗临时政府的禁毒行动可能导致俾路支省当地毒品市场供需不平衡，参与毒品贩运的本地势力由国外采购转向本地生产模式。有关报告指出，参与俾路支省内毒品原料种植的武装主要是曾经盘踞在该省北部的“阿富汗塔利班最高咨询和决策领导委员会‘奎达舒拉’（Quetta Shura）”。该组织在卡尔扎伊执政时期为盘踞在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塔利班决策机构及其附属武装，在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新上台后转移回阿富汗境内，但其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人员和资产（包括在俾路支省内的毒品种植产业）被巴基斯坦塔利班接收并延续至今。
（三）
大规模有组织劫掠
近年来，巴基斯坦国内安全生态的结构性嬗变催生了分离主义武装新型行动模式。在政府军费开支持续衰减（军费占GDP比重由2022年的3.2%下降至2.8%）、安全部队战备水平系统性下滑（部队口粮、训练、军备维护费用遭缩减）以及俾路支解放武装内部战略调整等三重变量的交互作用下，俾路支解放武装等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不仅进行传统的劫掠，如勒索企业并绑架富人索要赎金、对当地企业和商户征收“保护费”、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袭击运输车队并劫掠货物等，2025年该组织还通过精密策划的军事突袭实施系统性经济掠夺。该战术模式呈现三个显著特征：首先，选择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区中小型城镇作为目标；其次，通过快速机动力量实现8至12小时的短期占领；最后实施分层劫掠策略，重点攫取政府机构财政储备、金融机构流动资产以及居民高价值财物。
2025年1月8日的泽赫里镇事件为此类战术提供了典型研究样本。当日俾路支解放武装的马吉德旅投入70余名武装分子，借助皮卡、摩托车等摩托化机动装备实施突袭。在击溃当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后对泽里赫镇建立了长达8小时的有效控制，在此期间接管政府办公场所及金融设施，成功劫取了当地一家银行保险库中逾9000万巴基斯坦卢比的现金资产。2025年5月31日，俾路支解放武装故伎重施，短暂袭击并实际控制了苏拉布镇（Surab），并在短短数小时内洗劫了该镇两家商业银行以及政府办公室，并尝试进入当地警察局军械库。同年10月28日，近50名携带重武器的武装分子再次乘摩托车冲入图尔巴特县（Turbat）的巴格镇（Bhag），尝试抢劫当地银行，所幸被安全部队击退。这些案例表明，在巴基斯坦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偏远中小城镇掌控能力薄弱的背景下，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或将传统游击战术与现代快速劫掠相结合，通过军事强制力实施财政管辖权渗透，即在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治理薄弱区域暂时性地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以及非正规资金来源渠道、强制接管地方税费征收。这种资金攫取模式一方面通过直接攫取现金流资产实现叛乱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借助财政控制权构建准政权架构，形成具有持续造血功能的平行财政体系。这种潜在的“影子财政中枢”不仅会侵蚀巴基斯坦财税主权，更可以通过“财政替代”效应削弱地方政府的治理合法性，对巴基斯坦基层政权造成了极大威胁。
（四）
外部资助与支持
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外部资助体系大体分为国内渠道与国外渠道。国内渠道主要通过学生团体、民权运动组织等“白手套”组织向社会募集资金，同时招募新鲜血液。而国外渠道则形成跨国复合支持网络，包括但不限于与印度情报机构借道第三国构建间接援助桥梁，借公开或地下市场暗中转移资金等，形成官方与非官方渠道相互嵌套的“双轨输送”模式。
首先是国内渠道。当前，以俾路支解放武装为代表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长期与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Baloch Student Organizaion-Azad，BSO-Azad）以及俾路支团结委员会（Baloch Yakjehti Committee，BYC）等民间亲分离主义非暴力组织维持着密切的人员联系。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是俾路支省最大的亲分离主义学生组织的激进分支，2013年已被巴基斯坦政府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但其仍然以改名或地下组织的形式长期在俾路支省各大学内维持着较强影响力。该组织的官网招募界面将大学生定为主要招募对象。俾路支解放阵线前任领导人阿拉・纳扎尔・俾路支（Allah Nazar Baloch）以及俾路支解放武装前任领导人阿斯兰・俾路支（Aslam Baloch）都曾在该组织内任职。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与俾路支团结委员会这类组织虽然并不直接参与武装叛乱，但和其他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有极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人员联系上，更是体现在依附于人员联系的资金与物资转移上。2026年1月8日，俾路支省反恐部门公布了俾路支团结委员会成员萨吉德・艾哈迈德（Sajid Ahmad）在为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转运武器弹药时被抓获一案，透露此人与俾路支解放武装及俾路支解放阵线等分离主义武装存在联系，曾两次为分离主义武装转移“勒索款”，数额累计达160万卢比，同时以其嫂子的名义购置房产提供给分离主义武装使用。另有相关报道指出，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利用来自印度的外部资助招揽、裹挟俾路支省当地年轻人前往阿富汗接受极端武装培训。以上证据都说明俾路支省的部分激进学生组织与 “人权组织” 都和分离主义武装存在或多或少的资金联系，这些资金联系既依托于两类组织之间的密集人员流动，也和境外支持密切相关。
其次则是境外势力的直接与间接资助。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组织的外部支持历史悠久，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背景。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政府就曾通过阿富汗作为中转站为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武装提供物资援助。当前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外部资助主要来自印度，西方国家也可能提供了一定支持。
印度方向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印度内阁直属情报机构研究与分析局（Researchand Analysis Wing，RAW）提供。一是研究与分析局长期利用印度驻阿富汗外交机构为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提供物资援助，其提供的援助经由常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走私通道流向俾路支省内。二是研究与分析局深度介入了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包括石油走私在内的经济活动。2016年，一名往返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印度“商人”库尔布尚・贾达夫（Kulbhushan Jadhav）在巴基斯坦被捕，其被巴方指控为研究与分析局的间谍，其主要活动路径与分离主义武装在伊朗方向的走私经济活动通道呈现出高度重叠，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印方情报机构为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走私经济活动提供了指导与协助，印方援助的部分物资也可能通过类似的活动流向分离主义武装的手中。三是研究与分析局与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高级指挥官保持着密切的私人联系，长期为上述人员往返印度寻求医疗或庇护提供便利，不排除这些人员在行程中夹带印方提供的资金进入俾路支省境内的可能性。
相较于印度情报机构的明目张胆，当前并无实际证据显示美国和欧洲国家对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有直接或间接的资助渠道，但以色列支持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有据可查。2025年8月6日，伊朗安全部队在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Sistan and Baluchestan Province）边境地区查获了210余件走私的美制枪械，有关报道指出这些枪械是由以色列对外情报部门“摩萨德”（Mossad）提供的。虽然报道未提及这些在伊朗境内查获的枪械是由巴基斯坦俾路支省走私而来还是即将运往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但都可以说明以色列和部分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在俾路支省内的分离主义武装中保有潜在的代理人势力，其有能力利用代理人武装转运武器，自然也有向其提供资金的能力。
（五）
未来或通过组织联合协调资金分配
从既有报道来看，暂无直接证据显示不同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之间存在经济联系，但是近十年来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频繁联合互动确为事实。2018年11月，俾路支解放武装、俾路支解放阵线、俾路支共和军等武装成立联合组织——俾路支人民解放联盟。2022年1月，俾路支共和军和俾路支联合军合并成立俾路支民族军（Baloch Nationalist Army，BNA），不久后俾路支民族军加入俾路支人民解放联盟。2025年3月初，俾路支人民解放联盟领导下的俾路支解放武装和俾路支解放阵线等部分武装宣布统一军事指挥。可见近年来俾路支各分离主义武装的联合已经从低水平的意识形态政治联盟逐步向高水平的政治和军事同盟发展，而未来以俾路支人民解放联盟为代表的联合组织也有可能发展出经济互助或协调职能，例如统一管理走私与毒品种植、联合筹划和指挥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统一分配与协调来自外部的援助等。
三、巴基斯坦打击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
资金来源面临困境
当前，俾路支省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呈现出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复杂性。俾路支解放武装等分离主义武装的经济利益与俾路支其他非法势力的经济利益盘根错节，难以彻底分清，也很难切断。二是多样性。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多样，单一手段打击效果差，多手段打击成本高。三是跨国性。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与邻国伊朗、阿富汗、印度的有关组织高度绑定，仅聚焦于打击巴基斯坦国内分离主义武装无法根除其资金源头。当前，巴基斯坦在打击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资金来源方面面临困境。
（一）
在边境管控方面欠缺治理能力且与邻国缺乏配合
从内部来看，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在俾路支省的治理能力严重欠缺，特别是法律体系不健全、法治薄弱以及打击跨境非法经济活动的手段落后低效。这种治理能力的欠缺不仅纵容了犯罪活动，更直接削弱了国家权威，为分离主义武装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巴基斯坦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反恐和刑事犯罪的法律，在俾路支省广大部落和偏远地区渗透力不足，执行中常被指控带有歧视性和倾向性。俾路支省正式司法系统资源匮乏、效率低下，且存在腐败问题，常为各种跨境非法活动提供保护伞。
俾路支省与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边境线漫长且地形复杂，巴基斯坦边防力量和执法部门装备落后、人员不足、训练欠缺，在情报收集、分析、共享以及实施精准打击方面的能力严重不足，难以有效渗透和瓦解犯罪网络。联邦、省、地方各级机构之间，以及政府与军方或准军事安全部队之间，往往缺乏有效协调，甚至存在地盘争夺。政策执行碎片化、问责机制缺失，导致治理混乱和资源浪费，从而使得跨境非法活动畅通无阻。
从外部来看，近年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分离主义武装不断壮大的乱象，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地区边境管控薄弱。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能够轻易在三国边境地区移动，利用不同国家法律体系的差异规避打击。他们在阿富汗境内建立训练基地和补给站，在伊朗境内设立资金中转站，形成了完整的跨境作战网络。
对于俾路支境内的分离主义武装而言，伊朗一侧不仅是其主要收入——石油走私的来源，而且边境地区伊朗一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为其长期活动提供了一定庇护。巴伊两国早在1960年就共同制定了《巴基斯坦-伊朗边界管理协定》，2000年后随着俾路支省叛乱愈演愈烈，两国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边境管理机制，签署了一系列的边境管控协议，但均未能持续执行。事实表明，巴伊两国无法落实在俾路支段的边境治理合作是导致该地区石油走私最重要的原因。
虽然两国政府都有持续推进边境治理的意愿，但由于相关机制或协定的落实程度较低、持续性较差，治理的实际效果不佳。分离主义武装的持续活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巴方指控伊朗革命卫队某些派系默许走私，这些分离主义武装承诺不袭击伊朗目标。2024年1月，巴基斯坦及伊朗军队各自针对对方境内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了越境空袭，两国关系一度陷入紧张。此外，西方国家的钳制、两国宗派矛盾以及区域内国家的利益冲突也限制了巴基斯坦和伊朗两国在双边框架内针对边境事务的合作上限。
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治理则因巴基斯坦政府与阿富汗临时政府关系紧张而陷入“无机制、无基础、无前景”的“三无困境”，亟须突破。当前，巴基斯坦政府侧重于打击盘踞在巴基斯坦北方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而阿富汗临时政府则与该组织存在暧昧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被巴基斯坦政府指责为包庇窝藏恐怖分子，双方短期内难以克服“信任赤字”。2025年10月以来，巴阿两国多次爆发边境冲突，短期内磋商管控边境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此外，阿富汗临时政府自2025年年末开始寻求同印度加强战略沟通的倾向亦恐加剧巴阿两国间的不信任，进而使得处理毒品走私等“低政治议题”更加棘手。
（二）
巴基斯坦政府治理俾路支省分离主义的手段比较单一
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之所以能够频繁发动劫掠活动，甚至控制其活动区域的部分基层社会，核心症结在于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在该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薄弱。俾路支省加入巴基斯坦并非自愿，存在被军事压服的历史记忆。而当前，在巴基斯坦联邦议会、政府和军队中，俾路支人的任职数量很少，且基本处于从属地位，缺乏话语权。联邦政府经常被指控干预俾路支省的地方政治进程，扶植被认为更“亲联邦”但缺乏广泛地方合法性的政客或势力上台。俾路支人普遍认为自己被系统性边缘化，无力决定事关俾路支省发展的决策。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武装团体正是利用民众不满情绪和泛民族主义思想鼓动开展叛乱活动，制造地区紧张与冲突局势，加剧少数族群对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
巴基斯坦政府治理俾路支省分离主义以军事手段为主，民事手段为辅，但这种“军事压制+政治忽视”的治理模式形成了恶性循环。虽然军事行动可以在短期内遏制部分分离主义活动，但也造成大量民众伤亡和人权争议，进一步加剧地方对中央的不信任感，进而导致分离主义冲突升级。民众对政府不信任，不愿或不敢与安全部队合作，这增加了平叛难度。俾路支解放武装等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之所以能够频繁抓住巴基斯坦陆军及内政部安全部队的防备漏洞开展大规模劫掠和小规模袭击，毫无疑问与其在俾路支省内的民间情报网络有关。很明显，如果没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争取俾路支省当地精英和民众的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很难根除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
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则是分离主义武装构建“影子财政中枢”的重要条件。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最贫穷的省份，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地方资源的大量开发与当地政治无序、经济贫瘠、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社会服务匮乏形成强烈反差。缺乏经济发展机会使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更容易被分离主义武装招募或参与分离主义武装主导的经济活动，这是分离主义武装主导的“叛乱经济”能在该省兴起的重要原因。发展不充分及利益分配不均使得当地民众对于同一民族、意识形态相近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渗透当地经济活动的行为持不反对态度，部分当地人甚至将分离主义武装主要针对银行和政府机构的大规模有组织劫掠行为视为“劫富济贫”，进而使得巴基斯坦政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执行反叛乱行动的物质成本和民意成本更加高昂。
叛乱滋生于经济上缺乏发展机会，而有效的反叛乱行动需要发展经济。巴基斯坦政府虽然认识到经济发展对解决俾路支省问题的重要性，但相关政策执行效果有限。俾路支省占全国面积约44%，却只拥有3.8%~4%左右的国家财政预算。自20世纪70年代起，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逐步加强了对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制定并实施了多项经济开发倡议，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使俾路支省的各项经济指标有了明显提升，但还是无法改变俾路支省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事实。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在俾路支省的投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由于反华遏华势力的长期抹黑和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与俾路支省地方政府未能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中国在俾路支省当地的投资效益和红利未能充分释放。分离主义武装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污蔑为“掠夺俾路支资源的新殖民项目”，煽动国际社会对其抵制，试图切断巴基斯坦重要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渠道，间接削弱巴基斯坦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2019年俾路支省仍有71%的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
另外，当前巴基斯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由2021财年的6.5%持续下滑至2024财年的3.0%，其中2023财年还出现短暂的暂时性负增长。这给巴基斯坦财政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削减包括军费以及维稳反叛乱开支在内的支出。同时，这也严重制约了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俾路支省等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
（三）
外部势力的阻挠严重干扰巴方切断分离主义武装财源的努力
巴基斯坦政府在打击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外部资金来源时首先面临复杂的国际干扰。这主要体现在分离主义武装及其暗中支持者利用国际平台进行宣传，博取国际同情以及印度等国在国际组织中的系统性阻挠。这种国际层面的角力加之巴基斯坦在国际反恐合作方面缺乏协调一致的策略，严重影响了巴方切断分离主义武装财源的努力。
俾路支解放武装等分离主义武装的民族主义立场得到大量位于欧美的亲俾路支分离主义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包括俾路支北美委员会（Baloch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BCNA）、美国俾路支裔大会（Baloch American Council，BAC）在内的NGO将俾路支问题描绘成所谓“国家压迫”“种族清洗”和“资源掠夺”。他们在西方国家建立了长期、有效的游说网络，并频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等国际场合举行听证会、发布报告、组织抗议示威。这些活动成功影响了部分西方国家议员、智库和人权 NGO 的态度，使其对巴基斯坦政府形成压力。这些国际舆论压力直接干扰了巴基斯坦政府切断分离主义武装海外经济来源的行动以及打击国内亲分离主义 NGO 与分离主义武装勾连的行动。2025年9月，当巴基斯坦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寻求将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分支马吉德旅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以“技术暂停”拖延相关决议通过，变相推迟了国际社会对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发起有效的经济制裁。巴方寻求引渡藏匿在第三国的、可能为分离主义武装筹措经费的亲分离主义势力头目时，他们会利用第三国法律和人权条款进行司法抵抗，增加巴方的引渡难度和成本，维持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潜在的国际筹款渠道。此外，巴基斯坦当前的NGO监管法律体系亦存在执法不严、主管部门分散且权责不明的制度困境，这也为外部资金低成本借NGO进出提供了可乘之机。
巴方认为，印度是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最主要的域外支持者。印度曾利用其在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全球或地区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阻挠巴基斯坦政府将支持其国内恐怖活动的境外人员列入联合国制裁名单的努力，这使得多边反恐合作机制在巴基斯坦境内落地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分离主义武装更容易进行公开活动、募集资金和转移资源。印度还试图影响联合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巴基斯坦的评估，夸大或歪曲巴基斯坦在反恐融资方面的“缺陷”，推动将巴基斯坦保留在“灰名单”甚至威胁列入“黑名单”，这无疑增加了巴基斯坦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运作成本和融资成本，间接消耗了巴基斯坦用于处理包括俾路支省平叛在内的国内安全问题的资源。
四、综合治理解决俾路支分离主义
武装财源问题
巴基斯坦政府要解决俾路支省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问题需要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策略。所谓综合治理，指的是改变当前单纯从安全视角看待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问题、过度依赖军事手段打击分离主义武装的做法，需要重视运用政治手段团结当地多数，运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地的利益分配问题，完善法律法规并使用行政手段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外加通过技术手段、双边及多边外交渠道来解决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问题。
（一）
切实推进巴伊边境管控合作，坚决解决阿巴边境地区的无序状态
面对当前巴伊、巴阿边境管控严重缺位的现状，巴基斯坦应采取措施落实与伊朗的边境管控合作机制与协定，避免因过往误解与外部势力挑拨离间导致两国有关协议继续拖延，难以执行。巴方应采取主动，排除外界干扰，努力推动两国长期搁置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项目在过去十年间因美国威胁制裁而陷入暂停。当前伊朗段管道基本完工，巴基斯坦政府可抓住美国对巴关系改善的战略窗口期迅速推进管道项目巴基斯坦段的建设。建成该管道既可满足巴基斯坦境内石油供应不足的困境并挤压走私石油的消费市场，也可强化两国经济捆绑并为双方加强边境管控增加利益驱动。
同时，巴基斯坦必须下定决心肃清阿巴边境，在边境地区建立秩序。巴方应坚持要求阿富汗方面取缔在其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以及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基地，防止恐怖分子跨境流动，坚决打击境内与阿富汗毒品走私相关的利益团体，切断毒品网络。若巴基斯坦未能在本轮阿巴冲突中对阿富汗塔利班实现决定性的压制，其后恐将继续承受来自阿富汗塔利班和以阿富汗为基地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及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三重压力。
（二）
推动俾路支省经济利益分配更加均衡，加强与当地温和派合作
面对当前俾路支省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在部分地区构建“影子财政中枢”，妄图颠覆俾路支省基层财政秩序的现状，巴基斯坦政府应高度关注当前俾路支省经济发展不充分、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问题，适当赋予俾路支省更大自治权，确保俾路支省在国家财政资源分配中获得更加公平的份额，特别是在自然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方面。大力发展俾路支省教育事业和职业培训，为当地青年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和就业岗位，让当地民众从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的发展中受益。早在2009年，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就曾推出名为 “解决俾路支问题的一揽子计划”（Aghaz-e-Haqooq-e-Balochistan）的改革方案，通过第18次宪法修正案赋予各省更多的自治权，但关键在于真正落实。
另外，巴基斯坦政府可以利用俾路支省各部落、各政党和武装团体对中央政府的不同态度和诉求，加强与俾路支省内温和派的合作，通过政治对话拉拢持中间立场的团体，坚决打击强硬派分离主义分子，逐步各个击破。在此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应重视俾路支温和派部落首领和宗教人士等俾路支“意见领袖”的作用，让他们参与俾路支省事务的政治决策过程，使他们成为俾路支省经济发展等关键问题的合作伙伴和重要决策者，从而弥合中央政府与俾路支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信任赤字。
（三）
积极利用多边国际机制切断分离主义武装资金来源
巴基斯坦可以积极利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现有国际机制中的多边反恐平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首先，巴基斯坦应努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支持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外国实体实施制裁，特别是对那些向分离主义武装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的境外势力采取制裁措施。同时，积极争取联合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支持，向其通报包括俾路支解放武装在内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流动模式，与成员国协作开展跨国追赃、反洗钱技术支持。另外，借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联合国常设反恐办公室（UNCCT）对俾路支省检察官、法官、执法机关进行专题司法培训，推动反恐资金调查与起诉常态化。
其次，巴基斯坦应积极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RATS）与成员国共享俾路支解放武装等分离主义武装的活动情报、资金渠道及洗钱手法，加强资金流向预警，并通过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与培训、追踪跨境资金网络与恐怖分子洗钱操作，推动对涉案人员的共同引渡与审判。RATS成立新工作组或建立新合作机制需遵循理事会协商一致原则，即新机制的建立必须得到上海合作组织全体成员国的一致认可。为从机制上规避一致表决中印度可能的干扰，可通过 RATS 执行委员会起草提案，建立仅邀请感兴趣成员（如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的临时工作机制，利用现有协调框架（如情报共享或演习协议）推进，避免强制的全员一致表决。在提案设立工作组时，可避免直接针对明确的特定议题，而是从更广泛的反恐议题入手，例如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网络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威胁等，待工作组成立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再从执行层面逐步聚焦于俾路支省的分离主义组织恐怖活动。
最后，联合国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是制定全球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标准的主要机构，巴基斯坦曾因被印度控告而被列入“灰名单”。但巴基斯坦也可以利用其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AML/CFT）系统，定期更新国家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风险评估（NRA），重点覆盖俾路支省内可能通过洗钱渠道支持恐怖主义的一些行业；对俾路支解放武装等可能使用的金融机构和指定非金融机构汇兑代理、贵金属交易等可疑交易行为及时上报金融监测单位（FMU），并保证后续执法部门运用这些报告开展调查；对与俾路支解放武装相关的所有个人和实体实施无差别冻结，并将信息实时通报国际合作伙伴，确保制裁无死角。
（四）
充分认识打好认知战和舆论战的意义
针对印度和西方国家以舆论、“人权议题”掩护分离主义武装关联组织的问题，巴基斯坦应努力改变国际社会的认知，打好国际与国内舆论战。首先，巴基斯坦要向国际社会揭露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恐怖主义性质，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揭露外国势力利用“人权”“民主”等幌子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虚伪性；收集并公布外国势力支持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证据，向国际社会揭露其真实面目，并通过外交渠道向相关国家施压，甚至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要求其停止对分离主义武装的支持。
其次，巴基斯坦需要通过建立专门的反宣传机构，及时回应和驳斥分离主义武装的极端主张，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政策信息。另外，巴基斯坦应采取措施对国内媒体进行适当管控和引导，积极宣传巴基斯坦的发展政策和取得的成就，而不是放任部分国内反对派媒体迎合国际反对势力的歪曲报道，尤其是积极宣传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为包括俾路支省在内的巴基斯坦带来的实际利益，增强民众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
五、结语
当前，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和中国在巴利益构成了严峻挑战。本研究系统揭示了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资金结构及巴方治理该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内外联动、民间自发”的走私活动，而巴基斯坦政府在边境管控、经济社会治理、国际合作等层面的诸多缺陷和外部势力的阻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治理的失效。当前巴方虽在军事反恐和外交协调上取得一定进展，但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叛乱经济”生存的土壤，边境与基层治理缺陷与外部势力干预仍是重要挑战。
要解决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来源问题，巴基斯坦政府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手段；在推进巴伊边境管控合作的同时，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巴阿边境地区的无序状态；加速推进俾路支省经济民生改善计划，铲除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存在的社会基础；积极利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机制中的多边反恐平台，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并努力打好“认知战”和“舆论战”，改变国际社会对俾路支分离主义的错误认知。针对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资金来源的治理已迫在眉睫，除现有资金来源渠道外，分离主义武装的资金网络可能会向数字化、隐蔽化方向发展，加密货币与虚拟资产或将成为新的资金来源渠道。若当前治理手段无法迅速取得成效，一旦新技术与传统资金来源渠道结合，下一步治理的难度将成倍增加。
作者简介：
刘宗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龙风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生。
王业昊，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