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的“流动性”
——晚清民初德语游记对中国水域空间的想象及重构
叶雨其｜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4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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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前后，普鲁士政府将以“普鲁士东亚远征队”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陆续派往中国，对曾经谜一般的神秘国度进行祛魅化的科学观察，根本目的是勘测中国的煤矿资源，以满足其海外扩张需求。这一多元化的联盟由来自整个德语文化圈的知识精英组成，他们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口中“科学的主体”，而非“感伤的主体”，其中国游记也以冷静的观察与理性的分析规避了冒险的浪漫与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秉持着西方利益至上的立场，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水利学家弗朗鸠斯（Georg Franzius）等人将其本土帝制的父权色彩转化为游记中的冷峻语调。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形塑其自我身份，实现对他者的掌控，主体还须建构出杂糅着记忆、知识、想象、情感等主观经验的“空间”（space），以这一空间的人工性与属己感来消除“地方”（place）的天然性与异己感。此时的“空间”因而等同于“认同”（identity）概念：二者共属于划界意识，都在试图通过界定出“我”所属的空间，去规定“我们”和“他们”“他者”的区别。受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等影响，中国的内河水运系统纷纷向西方人敞开；长江、珠江、京杭大运河等中国内部水运路线成为晚清民初来华西人进入中国内地的首要交通路径，船行的“流动性”也成了他们观察中国的主要方式。在殖民主义视野下，中国水域是帝国的拓殖对象，德国旅华游记文本中的中国水域空间象征着来华德国人的理性与自我意识，标记了他们在陌生异国寻回身份、塑造话语的过程。然而，悠长的水路也以独特的地理风貌与自然景观，将他们引入了中国的内部循环系统，最终，与欧洲全然不同的前工业化感官体验重塑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令其“水上殖民之旅”成为一场互为主体式的双向交流。
《李希霍芬中国游记》（1907 德文版）
线性空间：中国水域的可见性
两千多年以前，当希罗多德（Herodotus）将世界定义为一个以爱琴海为中心并向边缘横向延伸的圆盘时，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分野就已形成。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于视觉维度强化了这种他我对立：“事实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重要的视觉现象就是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向普遍的、光明的、可见状态的转变。”随着人类理性的表现形态从语言逻格斯演化为视觉主体性，可见/不可见、理性/蒙昧、文明/野蛮、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性也在逐渐深化。一旦不可见的他者具备了可见性，那么，他将在丧失崇高感的同时获得理性的秩序，并在视觉主体的目光中成为接受心灵审视的广延之物。他者的可见性因而是现代主体进行自我确证的根本前提，在对“异”的瞥视中，主体意识由此滋生，自我得以确立。晚清民初，一些德国人开始将中国水域纳入观察视野，然而，在德国人航行于中国水路的途中，中国水域的不可见性首先便在视觉上模糊了自我与他者、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分界线。1868年4月，当丝绸商人阿道夫·克莱尔（Adolf Krayer）初抵江南时，他的最大需求便是一位熟悉当地水系环境的向导；而在从香港驶向内陆的海域上，弗朗鸠斯即便手持英国人标注的地图，却依然不敢在航行途中掉以轻心。对1886年来华的银行家恩司诺（A. H. Exner）而言，遮蔽视线的迷雾更成为他长驱直入中国内陆的首要障碍：“一开始，我们的航程很是顺利，可是距离吴淞江还有大约11海里的地方，却遇上了浓雾……在那儿被困了整整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天总算慢慢晴朗开来。”在混沌无序的迷雾之中，主体丧失了对他者的视觉控制，以至于心中不安。在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这种“无知感（不可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无力感（不可能阻止它发生）以及一种难以捉摸和四处弥散的、难以确认和定位的担忧”，正是现代理性主体对荒野文化的本能抗拒。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清晰有序线性空间的建构就成为此一时期来华德国人的首要需求。
所谓“线性空间”指人为用线条所建构的几何空间。美学家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曾指出：“简单的线条以及它按照纯粹几何规律的延伸，必然向那些被外物的变动不居和不确定性搅得内心不安的人呈现出获取幸福的最大可能。”作为一种“认知性的人工制品”，线条所构成的人工性平面剔除了变化的不确定性，在这一封闭、静态的空间内部，一切尽在视觉主体的掌控之中。德国人亟须从视觉上驱散笼罩着中国水域的迷雾——视觉理性的根本特质恰好在于，它不允许存在不可见的他者，只有先将不可见的中国水域转变为可被观察的视觉客体，赋予其理性的秩序，主体才能明确自己身在何方、应去往何处。李希霍芬与弗朗鸠斯由此试图将中国水域绘制为可视的线性空间。建立在大量细致、科学的观察与测算之上，他们将具体的中国水系抽象为由点、线、面所表征的几何图式。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将剥去水域的流动性、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以一种几何式的广延，在可被量化的线性网格与流动的天然水域之间画上等号：“现在我正忙着绘制完整精确的流向图，令人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一条河流（长江）在中国的地图上竟然找不到完整的流向图。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得确定汽船到底能在长江上航行多远的距离。”凡遇可停泊船只之处，李希霍芬便上岸或骑驴进山，以制作出尽可能精确的山形图、水系图等。通过对有机世界进行无机的线性转换，李希霍芬将中国水路从厚重的土地里抽取出来。对他来说，每一个线条均有着独特的内涵，线条的延伸意味着河道的流动，线与线之间的纵横交错则象征了不同河道、山脉之间的地理关联：“面前是一条朝向西北的山谷，两边都是陡峭的绿色山丘，这些山丘向东南方延伸，最后和一道分水岭汇合。”抽象线条及其延伸所遵循的几何规律能赋予人类理性以确定感，通过将动态、生成的中国水系抽象为静止、平面的线性空间，中国水系逐渐从不可见变得可见。这一从“不可见性”到“可见性”的过程标志着对于世界规律和他者秩序的掌控终将成为可能，其中几何式思维所体现的工具理性精神，则恰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大特征。
在线性的机械延伸中，观察者的视觉理性被赋予认识客体的权力；而唯有同主体的目光相遇，线性空间才能真正令主体实践其权力。来华德国人对线性空间的建构应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在陌生的世界中锚定自身的位置。为了重塑在中国水域中的内在确定性，他们还应将眼前的线性空间转换为意识内的线性空间。这一过程经由视觉主体的俯瞰行为得以实现：俯瞰地图令弗朗鸠斯进一步确认了山东省的矿藏资源，在证实了前人的考察结果之余，还制订了更为清晰的胶州殖民计划：“因而，当我们审视地图时，自然而然便将目光移向了山区的一条谷沟，其南端恰好将一座港湾引入内陆，从那里便可建造一条北行的铁路，以到达上文所提的煤矿；然后再与矿藏量远超出山东，且完全未被开发的西部省份相连。”在人工化、物质化的水系图之外，更多的线性空间被游记作者们“绘制”于脑内，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中国水域印象”——俯瞰线性中国水域令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体会到视觉的开阔与无限：“银亮的小河四处纵横，直通北京的京杭大运河也清晰可见。”海靖夫人与李希霍芬则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感受着他者的可见性所带来的畅快与自由：“我们随即划船上岸……从那里可以清楚地俯瞰整个胶州湾，景色秀美至极，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画笔。”在他们眼里，中国水系图逐渐明晰为可见的线性世界。受到普鲁士政府海外殖民政策的影响，一种与中国相互敌对的成见左右了大部分德国人的中国印象。施里曼于1865年来华时称“中国统治者与其子民精神退化、礼俗崩坏”，弗朗鸠斯在1897年初抵中国时亦认为，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让德意志国旗在异国水域迎风飘扬”。此种带有殖民色彩的言论鲜明地体现出“我—他”对立的观念。在奠基于主客分裂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二元对立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于智识上达到对他者的支配；借由俯瞰中国水系图，上述游记作者得以自上而下地欣赏着线性水域，于理性之维抵达了观看世界的制高点，也随之获得了支配中国水域的可能性。在一览无余的视觉体验中，游记作者将自身嵌入了抽象世界内部，为自己在变动不居的纵横水系中觅得了安身之所，也将自己从感性的现实世界抽离至知性的经验世界。
情感空间：中国水域的可知性
如果说线性空间令中国水域成为可见之物，那么，当德国人将目光由线性世界投向河道两岸的自然风景时，不断涌现的个体经验则令其意识到，身在异国，还应从情感维度来回答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面对可见却又陌生的中国水域，唯有通过赋予其以可知性，将其熟悉化、经验化，建构为情感上的自我诗意空间，才有可能消除异质性所带来的不安。在困囿于主体意识的西方观看文化中，任何自然风景都是一种经过美学加工的人工品——“即便仅仅是看看，我们已经开始塑造和解读它了”。尤其是在面对陌生的异国风景时，视觉主体必须用心灵内部的经验与记忆而非双眼去观看，才能为眼前的事物赋予意义。通过在“思”与“看”之间画上等号，思维主体与视觉主体被焊接到了一起，身份形塑与自我认同才有可能实现。由此，作为带有殖民目的的观察者，大部分德国人的任务不是收集可见之物，而是要根据不可见之物阐释可见之物。
弗朗鸠斯《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中的插图：航行在三沙湾附近的“威廉公主”号轮船
也就是说，游记作者们的视线需要透过眼前的风景看到自己。对海靖夫人而言，中国的水岸景观唤起了过去的记忆：“我们沿着黄色的海河逆流而上。河面上来来往往穿梭着各式各样的小帆船，河的两岸满是黏土窑，让人一下子联想起了埃及的农村。”在她看来，“这些岩石棱角分明，异常锋利，表面仿佛裹着一层薄雾，看不十分真切，让人联想起了美国雁列山脉和中亚的山脉”。学者玛丽·瑞尔（Mary Rhiel）曾指出：“当海靖夫人在海外逗留时，她始终以‘公使夫人’这一身份持续发表大量的文章。”海靖夫人的回忆行为因而还包含着对自己“德国公使夫人”这一身份的反复确认，在她游历中国水域的过程中，被视觉景观所唤醒的回忆与经验令她在异域重拾了自我身份。而当记者戈德曼（Paul Goldmann）所搭乘的蒸汽船缓缓驶入中国海域时，夜间的海面则自动幻化为他的记忆之镜：“我们的蒸汽船在晚上入港，让人想起了夜里那不勒斯的出航。山峰貌似维苏威火山的高度与形状，没有人知道被云盖处的顶峰，在云里面还会是什么，会不会也吐着烟和火？”他们在驶入中国，同时也是在潜回自己过往的经验，对他们来说，回忆取代了视觉，过去替换了当下，而主体越是沉浸于过去的经验，就越是将自己从眼前的客观世界抽离。这意味着此时主体的自我观察已将周遭的世界与个人的生平一并客体化——通过这种行动，他们脱离了变幻莫测的当前，将自己重新置回过去的某个熟悉、可靠、确定的区域。
凭借一种发生在时间维度的回溯，德国人从记忆深处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水岸自然风景对他们来说显然只是某种外在的他者符号，它们于视觉中在场，却在心灵深处依旧缺席。这是一种“‘由自我出发’来认知异国的努力方式”，在其中，每一种看似全新的情感诠释，实则都以自我的既有知识框架为前提。这表明了情感与知识的共谋关系。带着这样的一种观察范式，弗朗鸠斯以透视水岸自然风景的目光，朝向自己的智识深处，去探寻外部自然世界的构成秩序：“中国南部沿岸多由高度均衡、外表呈淡红色的群山链组成，岩石多为花岗岩、片麻岩和年代较新的火成岩构成……海水的颜色自南向北逐渐由绿色过渡到黄色，置身于诸如海河等河流的入海口，仿佛以为航行在黏土层之上。”在以科学知识去诠释中国水岸自然的过程中，弗朗鸠斯将自身的主体性编入了眼前的风景。与弗朗鸠斯类似，通过为眼前的风景赋予知识性内涵，李希霍芬重新设计了中国水岸风景的意义，以科学性而非纯粹修辞性的词汇，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普鲁士地理地质学家”的文化身份：“层峦叠嶂的山上布满了红色的岩石，细看之下这些石头有着细胞一样的结构，十分坚硬也非常特别。”作为“以自然科学的理性结论为导向的观察者”，李希霍芬曾称自己的中国之旅是一趟令人无法分神的科学旅行，对他来说，“必须认真观察每一块石头，每一处的地层，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觉得意犹未尽，十分不满足”。李希霍芬的目光透视了中国的河流与两岸的山脉，展现了表层之下的物质属性与构成元素，在这一视觉与思维的紧密契合之中，主体的目光穿过了眼前的客体，内在的物质结构被翻转为外在，主体由此找回了自身，明确了自身的知识人身份。恰如鲁迅于1903年在《中国地质略论》中的感慨：“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弗朗鸠斯与李希霍芬对中国水岸自然空间的观察因而暗示了19世纪下半叶帝国权力的新特质，即不再单纯体现为地理版图的扩张，而是表征为科学知识与殖民行为之间的相互协作。
来华德国人的上述游历过程向我们呈现出“内在的眼睛”与“帝国的编码”，不过，这种把他者情感化、知识化的想象面临着异世界的冲击，游记作者那视觉与思维之间的同一性关联亦呈现出了流动性的特征，这充分说明了他者想象的复杂性与辩证性。在观察中国水岸自然风景的同时，本能的审美冲动一再对他们进行着干扰，令其反复体验一种由“专注”到“分心” 的精神游离。当李希霍芬从广东梅岭出发，沿北江（今珠江支流）前往湖南时，原本专注的地质勘测活动不断被两岸的地景之美打断：“冲积层下面暴露出石灰岩地貌，哪里有石灰岩哪里就有如画的景致。不知道哪位画家能用画笔描绘出今天日落前后我看到的美景。岩石的颜色和形状变化多端，带给我们难以描述的美丽景色。”美丽的中国风景令他短暂地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和任务，也不再继续为所见之物命名；他沉浸于对中国水岸自然景观的审美活动，感受着自我被他者所牵引的惬意。悠闲的船游令海靖夫人暂时地搁置了“公使夫人”这一自我意识，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向了两岸的风景：“当船行至江阴时，景色变得异常秀美……如画般美丽的中国帆船顺着河道一直驶向内陆深处。”瑰丽的水岸不仅暂时地治愈了戈德曼的思乡之疾，还令他感受到了语言逻格斯的苍白无力：“接踵而至的是仅有一刻钟的美丽明朗的晚霞。天空此时几乎接纳了世上所有最纤柔的颜色，黄昏下的江水则呈现出特别的紫色调，一片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柔美明亮的光辉洒满大地。”在这心动的瞬间，审美经验冲破了知识经验的束缚，为自然风景朝向主体经验的渗入打开了小小的缺口。此时，“这双眼睛没有捕捉、没有固定，或者没有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利用它们周围的世界”，视觉主体沉浸于欣赏风景的审美活动中，并已放弃再去控制图像的意义，一条裂痕逐渐出现在了视觉主体与思维主体之间，游记作者们从过去寻回的身份也随之破碎。鲍曼认为，“对身份的追寻，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斗争”。审美体验冲击了德国人原本固定的意义关联模型，令他们的双眼从心灵的意义坐标系内游离而出；伴随着眼与心的关联从稳固走向流动，其原有的“水利建设工程师”“地质地理学家”“普鲁士人”“公使夫人”等身份认同也开始解体。
异质空间：来华德人的在地体验
19世纪上半叶以后，铁路逐渐进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体验，这一现代交通技术将“速度”与“效率”镌刻成欧洲人公共生活的全新准则，蒸汽船的发展也改变了水上运输的节奏。因此，当不得不乘坐麻阳船甚至竹筏等原始工具在中国水道中穿梭时，李希霍芬忍不住心生嫌弃：“（中国的）道路和交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尽管这个庞大的帝国亟待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在他看来，汽船与铁路网络在中国尚未被全面使用，这令他在沿途的旅行之中备受困扰。弗朗鸠斯也曾明确谈及中国水上交通工具的“原始”：“中国所有港口用于贸易的设施总体来说十分原始。诸如蒸汽动力的灭火和装卸设备、液压动力的吊车和升降机以及电力照明设施，等等，凡是欧洲港口不可或缺的辅助设备，在中国一概不为人知。”李希霍芬与弗朗鸠斯的中国之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资本与交通技术，在欧洲现代文明的对比之下，中国被李希霍芬等德国人视为一个与自身相异的“半野蛮”（halb barbarisch）的国度，这既是他们的个人判断，还体现出了当时的德国人所普遍具有的，将中国书写为“异时”（allochronism）的文化惯性。19世纪中期，德国知识界所盛行的中国观由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历史哲学、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语言学以及卡尔·李特（Carl Ritter）的地理学所共同建构而成。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排除了每一种变化的可能性……处在世界历史以外”，他所提出的“线性发展”历史观念则将中国默认为落后的国家；洪堡特对语言所作出的优劣区分将不使用屈折方法的汉语归类为有“缺陷”的语种；而对卡尔·李特而言，中国是一个闭锁的、统一的世界，缺乏一定空间来促进个体性的发展。这一系列观点所构成的时空感知模式主导了德国人游历中国、体验中国的主要过程。
李希霍芬乘坐马车在考察途中的自画像
然而，中国所特有的前现代水运工具决定了来华德国人的在地体验是独特的。作为旅行者时空感知的物质基础，小型轮船、中国式帆船乃至舢板等传统交通工具将德国人已被现代化工业所压缩的机械化景观体验重新舒展开来，以悠长、缓慢的水上航行体验消解了速度、效率下的匆匆一瞥，将行旅主体从停留在表面的观光客改造为深度游历的体验者，同时也将其笔下的中国水域还原为无法被主体意识所遮蔽与同化的异质空间。在文本内部，叙述主体的话语时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客观意义上的漫游时间。被拉长的航程催生出了细腻真实的具身体验，而在李希霍芬多次亲身深入水系脉络内部之后，他才意识到，对复杂多变的中国水系来说，很多时候，象征着西方科学技术的蒸汽船反而无法通行：“我们一路上费尽周折，才把低矮的小船用木杠和缰绳拉过湍流。从於潜往上走，落差已经不够，河流也就根本不能行船了。”“只有在涨水的时候，大概4月底到6月底才能从此乘船去往祁门，现在只能坐竹筏子。”此种“人、船、水”浑然一体的前工业化运输体验稀释了原先的主体中心性，令其形而上学的理智之眼被迫回归为真切体验着的肉身之眼，中国水域由此终结了游记作者心灵的自我隔绝状态，把他们从抽象、主观的过去带回了具体、客观的当下。
伴随着对于中国水域之共时性的恢复，德国旅人的异质空间体验趋于深刻。传统航运工具所带来的具身感知恢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沟通性，在身体多样性的颤动中，观察者的知觉冲破了记忆与经验的局限，跨界行旅主体由此得以从回忆中松绑，全身心地投入切实可感的航行体验。来自中国水域自身的力量开始不断被德国人所感知乃至放大，而异质空间的不可控性又往往令知觉主体刻骨铭心，对海靖夫人来说，中国水域在她的心灵深处凿出了一个缺口：“我们感到船身迅速下沉，仿佛就要倾覆一般，响声也很吓人……但海上来回翻滚的风浪依然很吓人……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惊悚时刻！”这种不可控往往最终表现为“狂野”与“雄伟”等主体内心的深刻感受：“这片海洋当然就不再有意大利海水的柔和，它会立刻爆发出亚洲式的狂野。灰黑色的波涛来势汹汹，暴怒地拍打着陆地，仿佛是在埋怨陆地阻碍了它前进的路。”来自“异”的否定性“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这迫使来华德意志人将经验重构，“他者”不再是一面外在于自身的镜子，而是借由肉身的波动深入“自我”。由此，被主体的视觉和知识所“加工”过的中国水域恢复了它原本的不可见性与不可知性，这并非朝向神秘主义的复魅，而是承认了“我”所感知到的高于自我的天地之物。在这种“壮美”的感官体验之中，理性的边界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随之弥合。
可以看出，来自中国水域的异质经验改写了在华德国人对其线性化、情感化的想象，呈现出复杂性。这些经验深度参与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也于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他们对中国的观感与看法。在1871年9月22日写给父母的信件中，李希霍芬称自己“又完全变回旅行者身份，乐于去面对新的工作与研究”。在论及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书写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认为：倘若我们将它视为统觉主体的感知结晶，便能发现，其在科学考察的意义之外，还凝聚着一种“恋地情结”（topophilia）意义上的人文价值。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地理感知参与了李希霍芬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而这一地方感的生成绝非个例——对此时期来华的德国人而言，中国水域是心灵的认知对象，是等待被控制的他者，而在中国水域内部进行过深度游历之后，中国水域的异质经验却不断改变其固有视域。对于两岸风景的审美观照生成了独特的异质空间，不仅使游记作者暂时脱离了个人既有的经验框架，还使其置身于陌生空间，促成其地方感的生成与对自我身份的反思重构。
另一种“流动性”：文明互鉴过程中如何想象他者
晚清民初时期，来华德国人虽对中国水域进行了从不可见到可见、从不可知到可知的祛魅化书写，完成了帝国自我的身份确证，却也在这一过程之中被不可控的中国水域颠覆了旧有的中国印象、自我观念乃至世界意识。“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资本主义借此松动或移动原本根深蒂固之一切，清除或磨灭所有阻碍流通之可能，使单独特殊者变得可以互换。”当中国水域将来华德意志人引入中国的腹地，他们已不再仅仅是冷峻的观察主体，而早已成为其内在的一部分，不得不重新想象他者。李希霍芬曾明确写道：“到了这里你才发现，假如你只见识过中国的一部分，你是无法对这个国家作出判断的。只有深入不同的地区，离开大路改行小路，才能获得对它的正确认识。”弗朗鸠斯也在漫游中逐渐摆脱了对于中国人的负面想象：“他们的脸庞一点也不像欧洲人通常想象的那般丑陋……绝大多数的小孩子都很可爱，如果洗去他们身上的尘土，一个个精致玲珑。”“我们对中国人的了解越深入，我们就越发能够感受抛开一些丑陋的表象之后的真诚和友善。”此时的河道不再是分隔了主体与客体的抽象之线，也不再是映射出主体面容的主观之镜——伴随着绵绵不绝的流动，它更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一种主体意识的重铸。水路成为绾合主体与客体的纽带，在持续的波动之中，德国人旧有的身份意识逐渐消散，而正是在边界的模糊与身份的重塑之中，主体才能以他人为中心来进行世界设计，跨界交流才能走向对话之境。
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义上，“流动”意味着空间扩张与迁移，从根本上指向了帝国永不停歇的、试图接管一切的无限性，它是以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全球化去征服异质性，让多维世界单一化。来华德人对中国水域空间的最初想象就体现了这种流动性。不过，中国水域难以被简化的流动也隐喻了另一种现代性——它不再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单向征服，而是中心的变化、意义的流动、真理的动摇与新观念的生成。它表现了被凝视者的反向凝视——被认为处于世界边缘的东方国家也会参与世界性的形成。1860年，中国已开放通商口岸共计16个，西方殖民集团要求开放口岸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多地获取贸易顺差。而当李希霍芬对各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状况进行实地考察时，所见到的真实情形给予他不小的震惊。他发现，除了广州、上海，在对外贸易方面相对利好西方国家的城市仅有南京、汉口与汕头。以九江为例，自1860年九江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后，许多外国人在九江建造起了商会与店铺，以利用九江作为茶叶出口贸易中心的经济地位来获利。当李希霍芬于1869年抵达九江时，这些外国人的商业区已呈现出颓势，九江也前景灰暗。他分析，这是由于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中国人渐渐地重新利用起钱塘江至宁波、鄱阳湖至上海这两条旧茶路，从而动摇了九江作为茶叶出口唯一中转地的黄金地位。类似的情况还有安徽芜湖。当李希霍芬沿江行至芜湖时，他观察到，作为对外贸易的开放口岸之一，芜湖地区的开埠也并非西方列国所预想的那般成功，因为“开放一个新的口岸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重大的许可，会促使商人们花大本钱建立新的分号，而当中国生意人的买卖逐渐走向正轨的时候，外国人所掌握的贸易会逐步转入中国人手中”。李希霍芬借由水路所实现的中国深度考察有着非凡的意义，他的考察结果证明了德国人此前对于中国之落后、贫穷的认知失之偏颇：一方面，西方经济的冲击并没有破坏中国原有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经济反而生发出强劲抵抗；另一方面，中国的商品经济，尤其是水上商品经济并非如德国所想的那般落后，而是早已形成一个成熟、繁荣的内在经济循环系统。这意味着即便是在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时期，中国也并非完全处于世界的边缘。
李希霍芬《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的插图：黄河边上的怀庆府（府治今河南沁阳）黄土地貌
康有为曾在《大同书》中如此展望人类未来新世界：“铁轨贯穿于绝壑，车马交横于戈壁，文明之器，无有僻壤绝域，莫不广被矣。”透过此种“文明”概念，我们显然能看到西方“文明”观念的残影。叶维廉曾指出，就在第三世界所产生的效果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一面是启蒙的，另一面则是压制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将欧洲人的文明等级论扩散为世界的共识，短短几年，便将旧时中国“万国来朝”的“天下”观念推至另一种极端。这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对近代中国有着深至骨髓的影响，形塑了中国乃至东亚的自我认知，成为“统辖现代人心灵的一种超级意识形态”。经由福泽谕吉等明治维新学者的转译，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知识分子沿袭了西方的“文明”观念，将之树立为晚清中国的未来理想形态。这等同于认同了西方优越论，也间接等同于承认自身的落后、野蛮抑或半开化状态，最终演变成近代中国的自我刻板印象，在推动晚清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同时，也将自卑情结深嵌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指出，19世纪末“全球性”与“差异性”共在的世界格局既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相互竞争的激烈状态，又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与东方、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乃至文明与野蛮间的分界。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在文化与意识深处带来的殖民后果，如今却被世界视作客观知识而照单全收。
由此，来华德国人对中国水域空间的想象及重构充满意义。它隐喻性地说明了现代性具有多个面向，从而间接否定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念。在“自我—他者”的二元关系中，被视为他者文明的流动性、复杂性会消解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建构出的二元对立。东方国家也会内生出现代性，参与并建构世界性。这种现代流动性抗拒单向的征服、简化与凝视，强调介入、在地与反身性，它不是旁观者想象，而是双向阐发与互渗理解。它以独特的中国视角，隐喻性地质疑了传统的世界观念与全球史叙事，同时也从现实层面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文明互鉴与他者想象模式，强调在互为主体的双向互动与不断反身的流动中达成对自我与他者的新理解。世界史因而并不等同于西方史，过去以中心/边缘、文明/野蛮、进步/落后等二元对立为逻辑的历史书写，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在全球秩序的流动视野之中，不是一种真理凌驾于另一种真理之上，而是在对话之中生成新的真理。唯有这样，才能改变重西方轻东方的跨文化想象传统，从而在流动、交互、对话中构建全球关系，在文明互鉴过程中想象他者。
初审：孙冠豪
复审：屠毅力
终审：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