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至2.2%，第四季度更明显降温。
而比经济数字更刺眼的，是美国社会弥漫的焦虑，据悉，超七成成年人对政治环境感到不安，七成饱受财务压力困扰，年轻人对住房和物价的担忧尤为突出。
盖洛普民调指出，美国人对自身政治体制的焦虑在全球富裕国家中“异常独特”，社会信任持续流失。
这种焦虑正演变为荒诞的政策表演。
近日，美方将洽洽瓜子、思念水饺、七匹狼男装等中国民生产品列入制裁清单，借口仍是“新疆供应链”。从芯片到零食，制裁大棒从“卡脖子”滑向“卡嗓子”，连美国网友都哀叹“要和五香瓜子说再见”。
外界调侃，一包瓜子威胁不了美国安全，真正让华盛顿恐惧的，是中国产业链的完整与韧性。
8月5日，中国商务部果断反制，将涉疆溯源技术供应商等美方实体列入清单，并加强无人机等出口管制。这一系列的事件无疑直接凸显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衡。
焦虑，已经成为理解当下美国无法绕开的关键词，很多人习惯性地将这一切归因于中国崛起或经济周期波动，但其实都局限于所谓“假想敌”的圈子里。
我认为，美国当前的焦虑是一种系统性产物，它至少沿着三条主线同时发酵，即人的生存状态被彻底金融化，政治系统丧失了消化风险的能力，以及霸权国家在全球格局变动中的身份迷失。这些情况相互缠绕，共同制造了一场覆盖全民的焦虑浪潮。
安全感就成了奢侈品
在美国，一个普通人从出生到离世，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被金融产品精密包裹着。
十八岁那年，如果你想上大学，很可能就要签下人生第一份大额贷款合同。
学生贷款规模在过去几十年里膨胀到令人生畏的程度，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背负着这笔债务踏入社会，还没开始赚取收入，资产负债表上已刻下深深的赤字。
这仅仅是起点，工作之后，你需要在无数种医疗保险计划中做出选择，每一种都对应着不同的免赔额、共付比例和覆盖范围。选错了，一场意外的疾病或一次急诊手术就可能把家庭财务推向悬崖边缘。
购房意味着背负长达三十年的按揭，退休则依赖于与股票市场深度绑定的401k账户。
你的身体健康、居住安全、晚年生活，所有这些曾被视作基本权利的东西，如今都变成了需要个人在金融市场中进行管理和承担风险的资产。
这种状况制造的现象和现实很背离，超市货架上堆满了商品，电子屏幕上滚动着刷新纪录的股指，可人们心中却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脆弱感。
2025年的一项调查捕捉到了这种悖论，70%的美国人正经受财务焦虑，76%的人在这种挣扎中感到极度孤立。人们害怕的不是挨饿，而是自己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中产阶级生活投资组合”会在一场金融危机、一次裁员或一张天价医疗账单面前瞬间崩塌。
我把这情况称为“预期的剥削”。
资本不仅提取当下的劳动剩余，还通过金融工具提前把劳动者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风险进行了定价和交易。你的教育投资、健康预期、房产升值的可能性，都被编织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链条之中。
金融化程度越深，个体生活与系统性波动之间的绑定就越紧密。
当通胀抬头、利率上升、供应链发生扰动时，那些原本只存在于电子表格和精算模型中的风险，立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心理压迫感。半夜辗转难眠时，人们脑中盘旋的可能是下个月到期的房贷还款，可能是医保报销被拒的通知，也可能是退休账户大幅缩水的数字。
这种焦虑与基本生存无关，它是一种“丰裕中的匮乏”。
物质世界足够充裕，但人们对自己能否持续留在这个丰裕世界内部充满了怀疑。就像一个人站在玻璃罩子外面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却不确定自己手中的入场券还能使用多久。只是，国家安全机器的触角伸向一包瓜子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连最寻常的日常消费都已经被人为地置于不确定性的阴影之下。
这包瓜子让美国消费者猛然意识到，他们所习惯的廉价、便捷、丰富的商品供应体系，原来如此脆弱地取决于遥远国度的政策变化和地缘政治博弈。
那一刻，焦虑变得具体而微，带着五香味和焦糖味。
风险定价体系彻底失灵了
在一个功能健全的经济治理体系中，政府扮演着关键的风险缓冲角色。产业政策的引导、社会保障网络的兜底、公共服务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一个吸收和分散社会风险的海绵结构。
企业和个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冒险、创新、失败，因为存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底层。
然而，当政治系统陷入深度极化和“否决政治”的泥潭，这套缓冲机制便开始瓦解。
之前的几十年来，美国两党之间的对立已经从政策分歧升级为几乎在所有议题上的相互阻挠，修建基础设施？一方提案另一方必然反对。改革医保体系？每次尝试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消耗和最终的立法难产。管控枪支暴力、应对气候风险、修复老化电网，这些需要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的系统性工程，在永无止境的党派缠斗中一再搁浅。
政府逐渐从一个风险化解者，变成了一个风险转移者。
而转移风险需要一个方便的外部靶标，而中国恰好被推上了这个位置。
将国内产业空洞化的痛苦解释为“中国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把社会矛盾引发的愤怒引导到一个万里之外的竞争者身上，这种操作在政治经济学上成本极低。
它不需要触及国内的利益集团格局，不需要发动艰难的自我变革，只需要签署一份制裁令、更新一份实体清单。
所以，高科技领域的限制性措施未能达成预期效果时，这种对外转移焦虑的冲动便开始向下蔓延。
华为被制裁后的几年里，中国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并未停下脚步，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甚至持续增强。华盛顿的决策者发现，在顶端遏制的手法越来越不灵验，于是制裁的逻辑开始滑向一个奇特的轨道：从“卡脖子”变成了“卡嗓子”。
瓜子、水饺、男装进入限制清单，这并不一定是策略精算的结果，但必然是焦虑感漫溢之后的情绪化动作。
只是，这里面有着难以解脱的危机，一个成熟经济体的核心能力，是对真正有破坏力的风险进行准确识别、合理定价和有效对冲。
2008年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金融系统恰恰在这一点上出现了灾难性失灵，也就是大规模地将信用风险误判为安全资产。
如今，类似的错位以另一种方式重演。
华盛顿可以动员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和法律工具，为一包瓜子是否沾了新疆的棉籽而设立复杂的追溯审查程序，却难以对国内持续膨胀的政府债务、根基动摇的社会安全体系、极度分化的财富分配格局启动同等力度的诊断和干预。
这便是风险定价能力的丧失，政治精英们把大量行政资源和法律权威投向那些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影响的目标，而真正可能撼动社会根基的系统性风险反而被晾在一边。
普通美国人看到新闻里铺天盖地的涉华制裁报道，同时自己身边的道路坑洼无人修补、医疗账单依然高企、工资增长停滞多年，那种巨大的落差感便转化为一种弥漫性的焦虑，人们隐约感受到，这个国家的舵手们似乎也在随波逐流，他们把敌人的画像贴满了船舱，却对船舱底部的裂缝视而不见。
美国找不到
自己站立的那块土地
1791年，美国建国不久，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在这份文献中，他表达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判断，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不取决于它拥有几项先进发明或控制多少殖民地，而取决于它能否在本国境内建成一个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完整制造体系。
以此为起点，美国在此后将近两个世纪里，通过保护性关税、政府补贴、国防采购等方式，一步一个脚印地构建起自己的产业长城。
钢铁、汽车、航空、半导体、计算机，每一个后来让美国称雄的产业背后，都站立着国家力量的身影。
这种“建设”的逻辑塑造了美国的国家性格。
它相信通过修建更多、造出更好、扩大更广，就可以一直站在世界产业链的顶端。
然而近二十年来，这个逻辑正在被另一种冲动所置换，一种更省力但也更消极的冲动，即与其费劲重建本国已经流失的制造能力，不如设法拆解别国已经建成的制造能力。
七匹狼被列入清单的深层含义，正在于此。
这个决定与任何技术性担忧无关，它只是要有能力打乱你的产业链完整性，哪怕只是在你最不相关的角落制造一些合规麻烦，就值得一试。
这背后的心态已经不再是汉密尔顿式的积极构建了，它变成了地缘政治版本的“焦土策略”——我跑不动了，就用各种办法绊倒你。
从建设到破坏的转向，凸显出的是巨大的身份迷茫，美国曾经习惯的角色是体系的设计者和维护者，输出规则、货币信用和科技标准。
全球化供应链的展开，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意志的延伸。
不过，当产业链的物理分布和知识积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之后，华盛顿发现自己在很多新兴领域已经不是领跑者。重新赶上需要长期的财政投入、教育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都难以实现。
相较之下，动用制裁工具去削弱竞争者，在制度成本上要低得多，至少短期内看起来如此。
但是，破坏永远无法替代建设的功能，每更新一次实体清单，都意味着上一轮限制措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清单每延长一寸，都在无声地丈量出封锁者的无力感。
如果一个霸权国家开始频繁依赖“禁止”来维系优势，那它所发出的信号恰恰是自己“建造”能力的减退，因为真正的产业地位是由建成了什么来定义的，而不是由禁止了什么来定义的。
美国人正在经历的这种弥漫性焦虑，很大程度上源自身份的不确定。
这个国家既不愿意退回到一个普通民族国家的角色去专注解决内部问题，也难以继续承担维持全球秩序所需的高昂成本，更无法在公平竞争中轻松胜出。这种身份撕裂使得外交政策摇摆不定，一会儿高举自由市场旗帜，一会儿转向赤裸裸的保护主义；经济数据在增长和放缓之间反复拉锯，民众的信心指数也跟着大起大落。
年轻一代忧虑住房可负担性，年长一代忧虑政治治理失效，而所有这些人望向同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时，看到的不是清晰的方向，而是一连串自我消耗的拉锯战。
瓜子不会威胁任何人的安全，水饺不会，夹克也不会，在我看来，真正让华盛顿感到不安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力不从心。
中国企业在全球多国布局产能，用实实在在的产品去填补市场空缺、参与良性竞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建设性的逻辑。
反观美国，如果把精力继续消耗在无休止的外推矛盾和情绪化制裁上，焦虑只会自我强化。
那治疗焦虑的药方在哪里？其实并不在所谓的外部的敌人身上，它只会在美国内部的肌体之中。
重建社会信任体系，让普通人对明天的生活有稳定预期；重新夯实工业基础，让中产阶级重获靠劳动赢得尊严的通道；重新定义资本与人的关系，让金融从榨取安全感转为服务真实经济——这些功课没有一样可以通过制裁瓜子来完成。
再重复一点，一个国家最终站立的高度，始终由它主动建造了什么来决定，而不是由它拼命阻挡了什么来定义的。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腾讯新闻图库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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